让社会学走向大众

社会学就是旨在对社会行动作出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解释的科学。——韦伯

费孝通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中央决定予以恢复以来，已经20年过去了。

我曾经多次说过，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在大学里办社会学系，一要教师，二要教材。但是这个学科中断了近30年，解放前的教材许多都不适用了，过去从事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是年纪已大，二是多年改行，等于是要完全重建一个学科。中国的社会学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今天可以说仍然处在这个学科的重建过程之中，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培养教师和编写教材方面，应当说这些年来大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还很不充分。国外社会学界的最新动态，他们在理论思考方面的新探索，在社会调查中开拓的新课题和在研究中做出的新成果，还不能够及时地反映到我们的教材中来。我们绝大多数教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和学生，还做不到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所以精心地选择一些在国外一流大学通用的、学术水平和思想深度公认比较优秀的教材，把它们翻译过来，洋为中用，提供给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做参考，以补充国内教材的不足，是目前学科建设需要认真去做的一件事。

我去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提出了“补课”的问题，我自己带头重新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写了一些读书札记类的文章，也要求研究所的年轻教员和学生更认真地读书。我感觉，有些人的学术基础原来并没有打好，毕业后忙于做课题、写文章，但是写的东西读起来让人感到功底不够。我由此想到，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帮助年轻人打好学术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和一批优秀的课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马戎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于19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后。从社会的意义上看，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不知道如何适应社会，更不知道社会将向何处发展。当孔德提出“社会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学科，整合当时已有的知识，寻找社会的规律，让人们对社会的了解像知道水到了100摄氏度就要沸腾那样，以便于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

的确，社会学在引导社会大众对社会的了解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社会学有许多的专有名词熟语和概念，不少已经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如社会阶级、职位、角色、权威、科层制等等。通过这些术语，普通老百姓对“干部”的理解已经从“当官不为民做主”深化到了“干部应该做……”具体的内容。这就是“科层制”和“职位”概念的具体应用。每一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这个社会才表现为秩序，否则就是动荡，而动荡的社会总是因为社会在“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出现问题。实际上，理解了社会学的这些基本概念以后，我们对诸如社会不公等问题可能就不仅仅只限于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会从“道理”方面进行思考，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行动将促进社会平稳地变迁，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社会的基础。

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最早把社会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严复先生就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并力主中国的读书人要从理解社会基本机制入手来考虑中国社会的变革。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正是形成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转折关头——从满清到民国的历史变革中。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批忧心中国社会的人士纷纷到国外学习社会学，学成以后（有的甚至不等获得博士学位）便迅疾回国，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主要大学里开设社会学的课程，培养出了一大批社会学人才，他们在中国的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无独有偶，社会学在中国再度恢复的时刻，也是中国社会在百年中的又一个重要时刻，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早已在国际社会学界名声显赫的费孝通教授受命在中国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不过，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和重建仍然很艰难。

首先，从社会学的社会基础而言，当前社会对社会学的理解并不像严复时代那样，而是对社会学有一种几近畸形的认知，认为那是专家教授的事情，与社会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渐渐对社会学产生了偏见。其实，在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巨变时期，人们更需要用社会学的引导，理解这样的社会变迁与自己、与周围人、与本地区、与全社会甚至与中国以外地区的关系，从而理解自己的地位、理解自己的前程，进而理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前景。

其次，从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言，我们缺乏社会学的学术基础。恢复后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发展。在培训了一批年轻的社会学学术队伍之后，开始了第二阶段，组织开展应用性专题研究。现在国内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在教学、科研中主要还是在进行这两项工作。近年来，国内社会学工作者已经出版了一些基础教材，但是质量参差不齐。同时国外社会学的基础教材仍在不断更新改进，不断吸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最新发展。为了补充国内教材的不足，精选翻译一批国外公认的优秀基础教材，介绍给国内各社会学教学单位，是目前提高国内社会学课程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华夏出版社热心于这套翻译教材的出版，国内社会学界一些同仁也积极参与了这套丛书编委会的工作，现在已经出版了6本。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套译丛会使我国社会大众对社会的理解、认识、参与和对社会学学科建设将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邱泽奇

当前，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的不足。第一，基本上还陷在“社会学中国化”或“社会学本土化”的误区中。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中国社会研究可以只适用于中国社会而不顾整个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发展。因此，许多中国社会学者往往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独特的”、“填补空白的”，使用自己独创的概念体系和论证逻辑。许许多多独特的结果，自然形成了即便是国内相同领域和研究范围内的学者之间也都自说自话，几乎无法相互沟通与对话，更无法与国际学术界的同行进行对话。

华夏出版社这套《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对社会学学科领域经典级教材的翻译和出版，让中国同行有机会一方面了解在社会学学科范围内进行学术讨论和对话的基本渠道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使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成为全球范围内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是为社会学的知识积累提供一个系统平台，让社会学的发展成为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有利工具。

《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第一辑首批出版6本教材。这里我想就这几本书从选和编的角度做一些基本的说明。

这些书经过了编委会精心挑选、译者和编者认真努力才得以和读者见面。《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是亚历山大教授进行社会学演讲的教材，80年代，他还用这二十讲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培养过人才。亚历山大本人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社会学主要思潮》是已故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思想史家阿隆的代表作，在年鉴学派的故乡，阿隆用其犀利的笔法对社会学的鼻祖们包括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帕累托、韦伯进行了历史性的评论。为了反映社会学理论的多重视角，我们还选择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沃特斯的《现代社会学理论》，这本书从美国和欧洲以外的角度反映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人口学界，凯菲茨本人就是经典级的人物，他自己就认为《应用数理人口学》是其著作中的经典，作者甚至非常自豪地宣称，这本书直到现在仍然是人口学的经典，仍然没有人可以超越。同样，科克汉姆的《医学社会学》在社会学和公共卫生学界都是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教材。最后，《社会研究方法》则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都使用的教材，从第一版出版以来，该书不断再版，这次翻译的是1998年出版的最新版。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集大成的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李培林：现在各大学纷纷重建社会学系，但是基础著作非常缺乏，学生跟老师借书，老师的书都要给借没了。基本理论都引二手资料，坐一个小时的车上北京图书馆，还借不到。这套书选得都是有定评的著作，它的出版为社会学界做了大好事。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苏驼：工业化过程中，社会问题大量出现，连居委会街道都非常需要社会学的知识。所以，这套书不光是社会学学科建设需要，整个社会都需要。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刘世定：我们的学生思想见解与国外培养的学生相比并不逊色，但整个知识系统是有某种残缺的，这是教学基础教材的问题。如果今天华夏出版社的工作早做20年，那我们的社会学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情况要好得多。

上海大学文学院 李友梅：基础教材结构的选择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配套读本，比如和社会学有关的边缘理论，对博士生的培养很重要，学生不知道自己要补充什么。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谢遐龄：社会学开始热起来了，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程度和认同程度都有提高，以后我们还会有自己的成套的教材。社会学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是一个原创性很强的学科，很多问题是社会学提出来的。在今天的中国，从实际出发，通过实证原则，给各门学科提供问题，社会学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原创研究的余地是很大的。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王处辉：翻译国外学术著作要原汁原味的翻译，最讨厌的就是编译。应该把人家的东西规规矩矩地译到中国来，经过我们文化的碰撞消化吸收。在日本，所有社会学的经典著作都有日文版，不懂英文照样可以看到欧美的著作，中国这方面还要努力。华夏出版社推出的这些书对某些人来说是阳春白雪，但是学科要深化，要发展，就非得从这做起不成，这是越不过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该套丛书体现了出版社的深远眼光。

社科院社会学所 戴建中：如果将来有第二集，至少还要出本《社会统计》。上个世纪数学的发展和社会学应用的方法距离就差十年，后来就越来越远。我们在数学应用方面没有太多突破，比经济学成熟程度差多了。美国的书逻辑实证主义的指导思想较多，方法论上可千万不能陷于此。社会学回到欧洲老家时，方法论上的革命相当多，科学哲学使逻辑实证主义甚至在哲学基础上都被动摇了。做研究的人，思路不要被局限。第二集在方法论上应多加关注，像数学化，像诠释学等。

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刘力：在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有三个标准。一是“专业标准”，在我们的编辑中有本专业的硕士，责任编辑必须将译文对照原文看两遍以上，读不懂、有疑问的地方大家互相商讨，再不行就请教专家，绝不放过。二是“国际标准”，我们对原版教材反复琢磨，发现在编辑、出版方面我们与国际水平也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尝试着努力将这些特点体现在这套中译本的教材中。比如光封面、版式的设计就各易其稿十余次才敲定下来，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三是“教材标准”，主要体现在编校质量上，我社的质量管理规定，每一本书在付印前都要进行编校质量检查，按规定一般书的差错率要在万分之一以内，而这套译丛的编校差错率要求在两万分之一以内，达不到这个标准，退回责编重新加工。为了出好这本书，译者和编委会成员投入了宝贵的时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们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以及为了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二战以来，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综合—分化—再综合”的过程。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霸权在六七十年代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出现了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文化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等“反帕森斯”理论流派。本书的作者作为“再综合”时代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从新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帕森斯的理论体系，对“反帕森斯”的主要理论流派也进行了剖析。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详细探讨了个体主义对社会秩序的研究，更多的强调了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于80年代之后出现的社会学理论的新综合的发展趋势，也就是“后帕森斯”理论，本书在最后一讲中作了简单的介绍。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玉照

该书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学方法专家艾尔·巴比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所写的一本教科书，早在1975年该书第一版时，就已经在社会学方法的教学领域广为采用。许多现有的研究方法教材常常停留在概念的罗列和逻辑演绎，但巴比却运用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来讲解复杂的方法问题，深入浅出，非常易懂。该书代表了这个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译本所采用的英文版是最新的修订版，书中有许多最新的补充材料，例如，本版所呈现出对于社会研究中定性问题的兴趣就反映了当前社会学方法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作者也十分注意电脑技术的最新发展对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巴比的书决不像许多方法的教材那样死板，读巴比的书不会有被淹没在数字和图表之间的感受，反而是一种享受。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包胜勇

美国社会学作为一种文化霸权，深刻影响着世界社会学、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社会学的发展。美国向我们兜售着教材的同时，也兜售着这种时髦的文化。无怪乎我们在读了几本以特纳的一系列版本教材为代表的美国式教材后，再去看社会学理论的时候，都变成了“特纳主义者”。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尔科姆·沃特斯教授，在该书中对当代社会思想中的核心争论做出了全面的论述，许多通常不被认为属于正统社会学领域的范畴和理论流派，都进入了作者广阔的视野。比如，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一章中，作者既讲到马克思、韦伯、葛兰西等的奠基性主张，也提到了布西亚、利奥塔、詹明信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涉猎广泛、论述精到、前后相承、浑然一体，毫不感到不同理论造成的文本间性。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毕向阳

雷蒙·阿隆写作这本书的原由在于他看到社会学在世界上出现了差异很大的流派，这种差异在西方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学，主要是前苏联的社会学之间的差异更大。那么它们之间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呢？为了探索这样的问题，作者开始考察现代社会学的源头。在该书中，作者把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摆在了与孔德和马克思一样的社会学的创立者的位置上。同时，还对平时很少被人们论及的意大利社会学家帕雷托的著作和思想给予了详细的介绍。该书对所研究的人物的著作有详细的介绍和解读，在对人物思想分析时，他善于把人物的经历以及人物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去考虑，把握这些人物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剖析这些经典著作的令人困惑的地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郭建如

科克汉姆在《医学社会学》第七版中引用浩繁的文献，对有关健康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健康不仅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一种发挥功能的能力。人类的健康更主要地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紧张、健康信仰以及文化的影响。健康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政府应当无条件地提供基本的保障，以保证各类社会弱势群体享有健康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医学界这个领域具有高技术和高风险的特征，一般的外行人难以评估医生的技术行为。因而医学专家和医院这两个医学的物化特征就相对神秘，相对独立，相对封闭。医学界强调他们的高技术和职业化的独特性，藉此维持他们的自治。然而，整个社会消费者保护意识的加强和对所有社会过程认知意识的觉醒，要求医学界打破他们的神秘，增加人性化的气息。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张拓红

凯菲茨教授1985年第二版的《应用数理人口学》，被不少学者推崇为人口学定量分析的“圣经”。无怪乎连凯菲茨教授在1999年中文版序言中，自信地宣称，这是一本几近完整的书。该书涉及到了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方面的应用。例如，考察医学进步对死亡率下降和人类寿命延长的影响；人口变化趋势与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变迁，人口结构变化与组织内升迁等。凯菲茨教授透过枯燥的数学公式，使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描述和解答了我们所关注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例如，世界人口增长很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人口高速增长，发达国家人口停止增长甚至负增长，未来世界人口趋势究竟如何？凯菲茨教授用一个直白的疑问标题：“为什么生育三个孩子使人口爆炸，生育两个孩子使人类灭亡”，并回答了上述问题。